欢迎进入辽宁省工业经济联合会网站!
 当前位置:首页 > 新闻详情
三十年,改革再出发

 

孙立平

编者按:十八届三中全会、四中全会召开之后,中国的改革事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。本文据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孙立平教授201410月中旬某次演讲整理而成,以独特的角度解读这两次会议带给中国社会的深刻影响,于今读来,仍有收获。

中国历史上,“三十年”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。过去都说“六十年一甲子,六十年一轮回”,但现实是往往三十年就会有大变化。老话说“三十年河东,三十年河西”,也是这个意思。看看中国近代一百多年的历史,还真就差不多是这么走过来的。1911年中国爆发辛亥革命,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,38年;1949年后,“文革”之前是17年,“文革”10年,加起来又将近三十年;改革开放到现在,又有三十多年的时间过去了。

大家都知道,过去这三十多年,我们把它叫作改革开放时期。现在回过头来看,改革开放之初,我们把一些事想得有点简单了,有一些很重要的事情当时没有想到。什么意思呢?当时,我们脑子里想到的改革,不外乎就是从某个起点走向某个终点,起点是旧体制,终点是新体制。这个过程的结果会怎样呢?按照当时的逻辑来说,我们只能想到两种结果,一个是成功,一个就是失败:如果最后走到终点,改革就成功了;如果又回到原来的起点,改革就失败了。

但是,其实还有第三种可能性,这是当初我们没有想到的。就是走到半路的时候,它不走了,不动了。它不但不动,还把这种状态定型为一种相对稳定的体制。这是我们在改革开放之初没有想到的,但是后来发生的恰恰就是这种情况。

这样看来,我觉得可以把过去30年改革开放的历史分成两段,转折点是中国加入WTO、体改委被撤销、成立发改委,这些都发生在世纪之交。前面这十几年是真正改革的时期,后面改革的基本思路大部分是在这时候形成的。过了这个转折点之后,大家在现实生活当中都能感觉到,虽然在领导人的讲话当中,在有关的文件当中,“改革”这个词还经常被提到,但是具有实质性的改革措施越来越少。不但越来越少,政府还把过渡期间的这种状况定型为相对稳定的体制,这种体制的突出特征是权力和市场结合在一起。在这样一种背景下,社会形成了一种相对稳定的利益格局,产生了一些既得利益集团。从这时候开始,人们觉得中国社会好像和原来有点不一样了,20世纪80年代那种生机勃勃的状态很难见到了,年龄稍大一点的朋友一定记得那种氛围,年轻一点的可以看看相关纪录片,也能感受到。现在,那种氛围很难再感受到,社会变得越来越沉闷,死气沉沉。大家都感觉到现在各种矛盾和问题越来越多,到了这个阶段,甚至很多好事被办成了坏事。中国加入WTO,这是中国走向国际市场、走向国际社会的一个重要步骤,但它给中国带来了怎样的影响?为了参与国际竞争,得把国企做大做强,国进民退就是这时候开始的。

我们现在在什么地方?就在中间这里,一边是过去的三十年,一边是未来的三十年,我们正处在两个三十年之交。十八届三中全会就是在这样一个时间点召开的,它在这样的时间点做了一个决定:打破过去十几年形成的僵局,把社会变革继续向前推进。我不知道未来三十年会是什么样,路会怎么走,但是可以说,如果不打破这个僵局,后面的、未来的、所有的都谈不上。打个比方,前些年的社会有点像一辆车坏在那里,往前走走不了,往后倒也倒不了,现在不管怎么说,有人下来鼓捣这辆车,不但鼓捣了,而且一拧钥匙打着火了。所以,想要理解改革,关键就是看到这个僵局在被打破,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中国未来三十年的走向。

现在这场改革和上一轮改革有一定的继承性,但在很大程度上不同于上一轮改革,它是一轮新的改革。这两轮改革要面对的问题,要改的东西是不完全一样的。上一轮改革改的是计划经济体制,这一轮改革则要面对两个东西:一个仍然是原来的旧体制,旧体制在上一轮改革当中受到了一定触动,但当中一些关键问题没有得到解决;这一轮改革除了要面对旧体制之外,还得面临新问题,那就是在上一轮改革停滞那一段时间形成的新弊端。概括一点说,上一轮改革面对的是旧体制,这一轮改革要面对旧体制、新弊端两个方面。这一轮改革在很大程度上不同于上一轮改革。

旧体制最突出的特征是什么?我觉得就是一种无所不在的权力。新的弊端是什么呢?我觉得是在权力和市场相结合的基础上,形成的一种利益格局、一批利益集团,说得更明确点,即权贵既得利益集团。

十八届三中全会要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,需要解决什么问题?有的专家会说,首先要转变政府职能,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。我个人的看法,这不是第一位,是第二位,第一位是要破除权贵垄断。最近一两年时间,中国陆续打了大大小小的“老虎”,可以看出,权贵集团掠夺了中国相当一部分的财富,对几百万、小几千万大家好像都没什么兴趣了,案值动辄就是大几千万,甚至几个亿。 

权贵集团不但获取了大量财富,而且垄断了中国相当一部分资源和机会。现在中国社会最好的资源、最好的机会在哪里?我觉得也就在两个地方,一个是垄断性国企,一个就是权贵。没有这两样背景,你想得到点像样的机会可能不容易。建立一个公平、规范的竞争时代,首先要破除权贵垄断。

我想到曾有一个叫吴向宏的财经评论人写了一篇文章,专门讨论民营企业为什么难以分享改革红利。吴向宏说有一个民营企业的老板找他,讨论最近一些关于投资的设想,说一个就被吴向宏否定一个。这个老板就有点不高兴,说:“我这十几年来白手起家赚了十几亿,现在还是按照原来的思路做,怎么就不行?”吴向宏就跟他说:“你过去做得很成功,但是你那些项目都是通过和政府,尤其是和地方政府合作,以小博大获得超额利润。但你一定要明白,现在时代的背景变了,现在可是一个自信的时代。什么自信?就是权力集团日益自信。刚开始搞市场经济的时候它不自信,很多事情不敢做、不会做,所以外包出去。和市场打了几十年交道后,它发现没什么可怕的,也慢慢学会了原来不会的。自己不能做,亲属可以做,同学可以做,不但可以做,甚至做得一点不比你差。这样,市场给你的机会就减少了。”所以,一定要破除权贵集团垄断,不这样做,市场就只能是权贵的。 

转变政府职能是第二个关键,要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。怎么减少?假如另外一个学者在这里讲,他讲的可能是减少那些名目繁多的审批项目。我想没这么简单。为什么?你查一下资料就可以发现,十几年来政府审批的项目已经减少了2/3。但各位觉得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减少了吗?没有,甚至有人感觉比原来更厉害。真正的问题不在于审批,而在于这种权力的特点:无所不在,渗透一切,在这个地方找不上你,在别的地方一定找上你。打个比方来说,孙悟空逃不出如来佛的手心,如来佛给他规定了审批项目吗?一个都没有。只是如来佛的手心法力无边。现在中国政府的权力有点像如来佛的手心,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途径是建设“有限政府”。在市场那里,法律没禁止的都可以做;在政府那里,法律没授权的都不可以做。权力有边界,才能解决政府对市场的干预问题。 

所以,这场改革是新的改革,对一些问题要有新的思路。一些企业家朋友现在一见面就抱怨,说以前是饭也吃,钱也收,章也盖,事也办;现在是饭也不吃了,钱也不收了,章也不盖了,事也不办了。前段时间有人在会上跟某位领导人说了这个现象,领导人的回答是:不作为也比乱作为强。这话也可以这样理解:你不是不盖章吗?以后这章还真的不见得需要你盖了。这是真正的转变政府职能。

这场改革面临巨大的阻力,需要下很大的决心才能克服。刚才说过,这场改革面临两个问题,首先要解决的是既得利益集团问题,它想维持现状,把权力和市场结合在一起,既获取资源,又可以变现,它发自肺腑地说现在是中国五千年来最好的时期。所以要把社会变革向前推进,非常不容易。

这场改革的核心问题是什么?不是经济体制改革,而是国家治理问题。最近我常在想,过去一段时间,整个社会是不是误读了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。人们写了很多文章去解读这次会议,但多数解读都认为它的核心问题是经济体制改革,包括金融、财税、土地、国企改革等等,但我的看法是:这次改革不仅仅是经济体制改革,更是一场全面而深刻的社会变革。一定要意识到,《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》中“全面”这两个字不是随便用的。

问题在于,怎么理解“全面”?不是这个也改、那个也改、都改,而是一定得找出一个贯穿统领它的东西来改,那就是国家治理问题。换句话来说,这场改革的核心问题不是经济体制改革,而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方式的一次重要转变。这样,到了十八届四中全会时提出依法治国的主题,我们就完全能理解了。

怎么看待十八届四中全会?我觉得要把它放到总的历史进程中看。这些年法治倒退、公权力被滥用、社会不公加剧、经济社会生活失序,面对这些状况,十八届四中全会能不能真正成为一个转折点?判断的标准就三点:一是民众的权利能不能得到最起码的保障,二是公权力能不能得到初步制约,三是经济社会生活严重失序的状况能不能得到基本扭转。我的判断,在可以见到的未来,这三个标准在现实中将会以这样一种顺序实现:经济社会生活秩序可能明显改善;对中下层公权力的约束会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放开;最大的弱项是对民众权利的保障,需要我们不断推进这个进程。总体来说,我们期待通过这场改革,能够构建一个公平、规范竞争的新时代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(前  行摘自正和岛《决策参与》,本刊有删节)

辽宁省工业经济联合会版权所有 地址:辽宁省沈阳市于洪区崇山东路32号 邮编:110032
电话:024-86611671/024-86611675 传真:024-86912137 E-Mail:lnsgjw@163.com
辽ICP备12015346号 技术支持:辽宁吉美科技有限公司